春秋战国时期，诸子百家争鸣，中国的思想言论一度非常自由活跃，出现了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文化盛世。当时的士大夫阶层，著书立说，游说列国，深受各国诸侯君王的尊重信赖。游说之风盛行，宣讲释理形成风气，干预朝政，影响君王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我国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。他们依据当时的社会现实，在学术思想自由开放的环境中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，阐述对社会的认识、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良策见解。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，逐步形成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等等的思想体系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其代表人物有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墨子、庄子、韩非子等。
(一)儒家处理关系的思想对后世有重要影响
儒家思想开创者孔子，弟子三千，身边有七十二贤人，研究探讨国事学问，著《论语》撰《春秋》,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。孔子曾为了宣扬他的思想，携弟子周游各国，对诸侯们进行游说，试图用儒家思想引导君主。
孔子处理关系的思想核心是“仁”。所谓“仁者，人也”,即仁义、仁慈、仁爱地对待他人。提倡“和为贵”,“礼为尚”,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,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。他还讲到面对利益和利害时如何处理关系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他广交朋友，一则交朋友可以有“人和”,二则广交友，可广得信息。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!”孔子的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思想原则，至今受到国外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际关系学家的崇尚。
孟子是儒家思想的继承人。其学说出发点为“性善论”,提出“仁政”、“王道”,主张德治。南宋时朱熹将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合在一起称“四书”。从此直到清末，“四书”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。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、气势充沛，并长于论辩。他在政治上主张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智”、“信”。他最重要的思想是“民本思想”。孟子提出“君轻民重”的思想，“桀纣之失天下，失其民也，失其心也”,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,以及“得民心者，得天下”、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等思想，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孟子在讲到君臣关系时说：“君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心腹；君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这些思想在当时，不失为明智。
(二)老子与墨子处理关系的思想
春秋战国时期，春秋五霸逐鹿中原，战国七雄攻城略地，造成民间田地荒芜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。面对当时战争频繁，诸侯各国争斗不止的政治局面，老子提出“小国寡民”的思想。为了避免矛盾和战争，提倡国与国之间、民与民之间“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。这种观点，在当时，也不失为一种处理关系的思路。但是，老子的思想是一种回避矛盾和纷争，消极地对待关系处理的主张。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，显得单纯而幼稚。然而，就是在今天，我们的生活中，住在高楼里的人们之间，也不能说没有老子所说的“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的情形。今天的人们在处理关系时，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一些回避矛盾的处理关系的方法。
墨子提出了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的主张，让各国之间和民众之间，要“兼相爱”,不要“交相攻”。墨子提出的是一种以关怀和爱心来对待关系处理的主张。这些思想，与我们今天所讲的“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”的含义是相通的，也是今天流行歌曲中唱到的“让世界充满爱”主题所倡导的。然而，人们的常识也清楚，在一定范畴内，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的思想是可以倡导的，也可以获得最广泛的赞同和领悟。但是，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，在矛盾激化的时候，在争斗的双方之间，这样的思想就没有实质意义。也就是说，违背道德和法律规范的人，也希望让世界充满了爱，但是，他们的行为就不完全受墨子思想的约束。所以墨子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的思想，在一定范畴内是真理，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引导作用，但是，超出一定的范畴，就没有实质价值和意义。
(三)法家处理关系的思想
法家主张用“法、权、术、势”来进行国家的治理，商鞅变法时，为了昭告天下变法的决心和“言必信”的明示，采用了“立木为信”行动。这样的行动，在今天看来，就是古代的准公共关系活动。
商鞅变法令下达后，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，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，但无人响应。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，有一人应募，即获得五十金，以此来取信于民。当时太子犯法，商鞅刑其师公子虔、公孙贾。《战国策》对此事的评论是：“商君治秦，法令至行，公平无私，罚不讳强大，赏不私亲近，法及太子，黥劓其傅。期年之后，道不拾遗，民不妄取，兵革大强，诸侯畏惧。”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，在秦国震动颇大，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。商鞅做秦国宰相期间，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。孝公卒后，太子秦惠王继位。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，告商鞅有谋反企图，派官吏逮捕他。商鞅打算逃入魏国，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，故拒不接纳。商鞅不得已而归秦，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(今陕西华县),兵败被杀。带回都城遭惠王车裂，并灭其族。法家代表人物处理关系的强硬举措，导致商鞅的悲惨结局。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，关系的处理从古到今都是比较复杂的事情，强硬地对待关系处理，取得了明显的成果，也会产生仇恨，会遭到报复。
(四)兵家孙膑孙武故事的启示
孙武即孙子(前552年—?),齐国乐安人。公元前527年，年仅25岁的孙武完成《孙子兵法》。他的军事思想在当时和后世广有影响。他说：“用兵之法，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，倍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。”“故三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”“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”
孙武提倡预先谋划：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无算乎!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”虽然是军事家，孙武认为打胜仗，未必是最佳选择：“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
孙膑(?一前316年),中国战国时期军事家，今山东鄄城人，孙武后代。孙膑、庞涓两人都是鬼谷子的学生。庞涓学成后到了魏国，很快得到了魏惠王的赏识，被封为将军。打了几个胜仗后，更得魏惠王的宠信。后来，孙膑也到了魏国，庞涓在魏惠王面诬陷孙膑犯有私通齐国之罪，孙膑被施以膑刖足、黥脸之刑。庞涓以为，受刑后的孙膑成了一个残疾人，他纵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难以和自己较量了。随后，孙膑装疯，暗中寻找逃离虎口的机会。一天，他听说齐国有个使臣来到大梁，便找了个间隙，偷偷前去拜访。齐国的使臣遂答应帮他逃走。这样，孙膑便藏身于齐国使臣的车子里，秘密地回到了齐国。孙膑回国后，很快见到齐国的大将田忌。田忌十分赏识孙膑的才干，将他留在府中，以上宾的礼节殷勤款待。
田忌喜欢赛马，却时常输掉。有一次，他又与齐威王赛马，马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对等竞赛，三场全输，田忌好不丧气。这时恰巧孙膑在场，便给田忌出主意说：“待到下一轮比赛时，你用上马对威王的中马，用中马对威王的下马，用下马对威王的上马，必赢无疑。”田忌依计行事，造成两个局部的优势和一个局部的劣势，以一负二胜赢得齐王千金。一向取胜的齐威王这次输了，大感惊讶，忙问田忌是何原因?田忌把孙膑找来，借机推荐给齐威王。
“围魏救赵”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354年。魏将军庞涓发兵8万，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。赵国抵挡不住，派使者向齐国求救。齐威王欲派孙膑为大将，率兵援赵。孙膑辞谢说：“我是受过刑的残疾人，带兵为将多有不便，还是请田大夫为将，我从旁出主意吧!”齐威王答应，拜田忌为大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发兵8万，前往救赵。大军既出，田忌欲直奔邯郸，速解赵国之围。孙膑不赞成，提出趁魏国国内兵力空虚之机，发兵直取魏都大梁，迫使魏军弃赵回救，这样能避免齐军长途奔袭的疲劳，而致魏军于奔波被动之中。这个提议立即为田忌采纳，率领齐军杀往魏都城大梁。魏军好不容易将邯郸攻陷，却传来齐军压境，大梁告急的消息。庞涓顾不得休整部队，除留少数兵力防守邯郸外，忙率大军驰援大梁。没料到，行至桂陵陷入齐军包围。魏军长期劳顿奔波，士卒疲惫不堪，哪还顶得住以逸待劳的齐军?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大败而逃，主将庞涓也被活捉。后来，魏国只好同齐国议和，乖乖地归还了邯郸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围魏救赵”之战。据说，孙膑并没有杀庞涓，只是训导他一番，又将他放了。在以后的战争中，孙膑又用计谋让庞涓再次失利，困顿之下庞涓自杀而死。再后来，齐国内乱，孙膑和田忌都牵连其中，也是受害下场。
在“田忌赛马”和“围魏救赵”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了军事斗争中用智慧取胜，也看到了政治斗争中，涉及利害的时候，人际关系的争斗、复杂、险恶。庞涓嫉贤妒能陷害孙膑，田忌举贤士孙膑给齐王，孙膑与庞涓的斗智斗勇，齐国的内讧等等。无论如何，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姑且不论，无休止的争斗带来对所有人的伤害，却是不争的事实，更显得孔子所言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告诫显得宽厚，墨子的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思想的明智，老子的“小国寡民”思想则充满了“无为而治”顺其自然的浪漫主义情怀。
(五)苏秦张仪处理关系的思想
战国时期的游说，以闻名中外的纵横之争达到最高境界。纵横论的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。苏秦主张弱国联合共同对付强国。他利用自己的见解和成功的游说，先后得到燕王、赵王、魏王、齐王、楚王的信任和支持，并于公元前333年，促成六国诸侯集会洹水联盟，他被推为“纵约长”。张仪则与苏秦针锋相对，他也游说六国，进行离间活动，宣传弱国追随强秦才能确保自身安全。纵横两派的策士们，游说列国，畅谈列国关系形势，纵论利害得失，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预谋、有目标地开展大规模的游说劝服沟通活动，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，堪称世界古代策划游说的典范。苏秦和张仪还提出了“远交近攻”的主张，是一种外交策略。
